第 115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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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張的氣色。他昂昂下巴朝天空看了看,眨巴眨巴眼皮;垂垂頭朝樓板望了望,又眨巴眨巴眼皮,最後居然扭頭沖我道:“張哥!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的‘裏根爺爺’的故事嗎?”
我點點頭。
“‘裏根爺爺’如果是我爺爺的話,那我爺爺就根本沒死呢!”
裏根,當時仍在第一屆屆內的第四十任美國總統,曾經是好萊塢著名影星,通常扮演正直、善良而帶些柔性氣質的西部英雄。自銀幕淡出之後擔任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加州州長。一九七六年爭取共和黨提名競選總統失敗,而在一九八年卷土重來,非但順利獲得黨內提名,還以壓倒性的勝利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長的總統——當選那年他已經六十九歲了。兩年以後,臺灣從南到北的玩具店、菜市場和地攤上都出現了一種鐵定出自仿冒的膠皮頭套,以裏根的頭臉為模型灌鑄而成,彼時若有人戴那頭套上街,的確會惹人側目嗤笑一陣,然而不須幾日,裏根那張松皮贅肉的老臉便為一批批妖魔鬼怪的臉所取代了。一旦退了流行,沒有人會在街上看裏根一眼半眼——這張臉要比任何一個平凡人更平凡一點。
38 飄花令主的秘密
被孫小六赤手空拳打落樓頂、飛入茶園的一十八個所謂“大內高手”像氣泡一樣消失了。這一次突襲並沒有驚動我們那些互不關心的鄰居。直到近十年以後,當我從汪勳如的《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之中讀出它和現實世界之間隱勾暗串的詭異關系,而且被家父嚴辭訓斥——也可以說指點——了一番,我才回憶起這場乍起乍息的打鬥之所以立刻“事過境遷”,其實是出於“哼哈二才”的翻覆折沖所使然。
這二才一個叫施品才、一個叫康用才,俱是江南北八俠之中身居第七的白泰官的後學徒孫。只不過白泰官為聚斂貲財而收徒無數,徒子徒孫不得不從再收授徒子徒孫才能敷裕開銷,所以徒孫再傳三數世,便有同門對面不相識的情況發生。且因傳承浮濫,根柢亦隨之而淺薄,你一個迷蹤拳、我一個迷蹤掌,東一套迷蹤法、西一套迷蹤功,是以在《七海驚雷》書中便曾借一連串同門相殘的小故事指出:在千百個號稱皆是白泰官親傳嫡系的後學之中,獨有一個門派不以白氏的名號為招徠,那就是“飄花門”。
根據作者飄花令主夾議夾敘的解說,讀者才明了:“飄花門”之所以不肯奉白氏為祖,乃是此門原有三百多年的傳承歷史,其淵源早在白泰官之前——反而是白泰官在浪跡江湖的歲月曾經一度拜投在飄花門下學藝,也不知藝成與否,日後便消失在其餘更覆雜奇詭的情節之間了。
純粹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說:像《七海驚雷》裏白泰官這個角色根本是個多餘的、冗贅的,有之無益於主題推進,無之亦不害於情節發展,作者插筆及此,除了說明白泰官原來只是剽竊飄花門本門正宗的迷蹤步行道天涯之外,仿佛全然沒有其他作用。
要不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一個下著迷蒙細雨的黃昏到夜晚——家父訓斥了我一頓,我是根本不會註意到《七海驚雷》裏白泰官的那段枝節究竟有什麽旁的意思,乃至同我的現實生活又居然會有什麽關聯的。
那一天,家父逼問我和紅蓮交往的情形,語氣出奇的嚴厲:“那麽歐陽昆侖的女兒又是怎麽一回事?”
我沒有立刻回答,腦子裏盡想著該如何不撒謊而應付得過去。正躊躇著,老人似乎已經看出了我三翻五轉的思緒,從椅墊裏撐身站起,又蝦腰拾掇著家母扔在地上的笤帚和簸箕,一帚一帚地掃拂著先前摔碎的一地碎玻璃碴和茶葉。我望著他掃過磨石子地面上殘留的水漬刷痕,登時聯想起小時候站在矮凳上看他伏案描繪古戰場山川形勢的一些圖案——那圖案的確跟笤帚的掃痕十分相近,他在畫那些古戰場的時候年紀不過四十出頭,近視眼已經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筆細繪,一絲不茍。於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會開始同我說話:“你看這一幅是什麽?”
我會指一指那些縱橫交錯、不下數十百萬繁瑣線條說:“頭發。”
“還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掃水。”我說,其實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可是這樣的回答會逗得他繼續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問:“還像什麽?”
“爛鍋面。”
“還像什麽?”
“毛線。”
這個游戲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像不出一個詞,或者一個句子。我從來不讓他稱心如意地得到那準確的答案。他也從來不告訴我那答案是“等高線”、“等溫線”、“測地線”、“接擊線”、“戰線”、“運補線”……也許要到了高中或大學以後的某一日、某一時,我無意間再向家父零亂堆疊著各種書籍、地圖、測量儀器和賽璐璐投影片的書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驚覺他其實另外過著一種和我所熟知與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那是一個塞滿了數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詞的世界。簡單地說,他的工作就是將已經發生且結束了的許多次戰役重新描述一遍。由於戰爭必有勝負,是以他可以運用各種文獻、遺跡和考古發掘的材料來解釋打勝的一方為什麽會打勝,而打敗的一方又為什麽會打敗。換言之,他先知道了結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個結果的原因。對正值叛逆期的我來說,這份工作可說再荒謬不過,因為一切所謂的證據都是在已經預設好結論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門上班、下班後挑燈伏案,多少年下來,居然就是替已經知道了勝負成敗的事塗抹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樣懷抱著義憤的情緒下,我轉眼便忘記幼年時代踩著矮凳和他胡說嬉鬧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掃過來、掃過去,卻總也掃不凈地上那些細小的碎玻璃碴的時刻,我猛然間被帚棕拂刷出來、在轉眼之間便幹逝的平行線條觸動了一下,想起非常遙遠非常遙遠的兒時,當這個老人正值壯年的歲月,曾經多麽謹慎地維護著我對語言符號的想像力——那應該算是我的修辭學啟蒙罷?
我搶過去,接下他手裏的笤帚和簸箕,繼續掃著,老人退開兩步,我朝他腳下掃了一記,他又退開兩步,我再把笤帚伸遠了些,假作不小心掃著了他的腳趾頭,他笑起來:“咦——欸!別鬧。”
我也笑了,又掃他一下,趁勢問道:“你怎麽會問起我和紅蓮的事?”
一聽這話,家父才舒展開來的五官,猛地又虬結起來,道:“有人給我寄了一疊照片——還有一張便條,說這女人叫歐陽紅蓮。”
“幹嗎寄她的照片給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們’的照片。”家父說著時順手撐高眼鏡框,順手往鼻心眉頭狠狠揪揉起來。
“我們?我們沒有拍過——”半句話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竄開一陣森寒,脖根處卻同時滲開一片燥熱——打從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當兵開始,紅蓮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來去都仿佛鬼魅一般,沒有誰知道她是怎麽找到我的,也沒有誰能告訴我,在我們熱烈地互相饗以彼此的肉體之後她又去了哪裏?其間的過程再簡單不過,無論我在訓練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國防管理學院”或者是正式服役當文史教官的陸軍通信電子學校,經常在逢著放假的日子,一出營門或者走到車站,紅蓮就出現了,她的第一句話總是:“找個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仿佛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齒交戰,渾身上下每一個孔竅都舒張開來,滿盈盈一腔歡悅迎接著她的身體。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無論是烏日、積穗、平鎮——只要在營區附近觸眼可見、距離最近的情人旅館——都留下我們裸裎廝殺的蹤跡。從某些細節方面言之,我越來越熟練、越來越能從紅蓮所做的些微不經心的動作或反應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說,我們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發現她對脊椎骨沿線的膚觸有著極其強烈的感應,一經指尖輕輕撩劃,便止不住地打著哆嗦,微啟的眼簾底下露出兩彎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給抖到額頭上方去了。我試出這個門道,自然加意撩劃。幾回之後,紅蓮忽然睜開眼皮,輕輕笑了,低聲說了句:“多了。”
“什麽多了?”
“你如果不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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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點頭。
“‘裏根爺爺’如果是我爺爺的話,那我爺爺就根本沒死呢!”
裏根,當時仍在第一屆屆內的第四十任美國總統,曾經是好萊塢著名影星,通常扮演正直、善良而帶些柔性氣質的西部英雄。自銀幕淡出之後擔任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加州州長。一九七六年爭取共和黨提名競選總統失敗,而在一九八年卷土重來,非但順利獲得黨內提名,還以壓倒性的勝利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長的總統——當選那年他已經六十九歲了。兩年以後,臺灣從南到北的玩具店、菜市場和地攤上都出現了一種鐵定出自仿冒的膠皮頭套,以裏根的頭臉為模型灌鑄而成,彼時若有人戴那頭套上街,的確會惹人側目嗤笑一陣,然而不須幾日,裏根那張松皮贅肉的老臉便為一批批妖魔鬼怪的臉所取代了。一旦退了流行,沒有人會在街上看裏根一眼半眼——這張臉要比任何一個平凡人更平凡一點。
38 飄花令主的秘密
被孫小六赤手空拳打落樓頂、飛入茶園的一十八個所謂“大內高手”像氣泡一樣消失了。這一次突襲並沒有驚動我們那些互不關心的鄰居。直到近十年以後,當我從汪勳如的《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之中讀出它和現實世界之間隱勾暗串的詭異關系,而且被家父嚴辭訓斥——也可以說指點——了一番,我才回憶起這場乍起乍息的打鬥之所以立刻“事過境遷”,其實是出於“哼哈二才”的翻覆折沖所使然。
這二才一個叫施品才、一個叫康用才,俱是江南北八俠之中身居第七的白泰官的後學徒孫。只不過白泰官為聚斂貲財而收徒無數,徒子徒孫不得不從再收授徒子徒孫才能敷裕開銷,所以徒孫再傳三數世,便有同門對面不相識的情況發生。且因傳承浮濫,根柢亦隨之而淺薄,你一個迷蹤拳、我一個迷蹤掌,東一套迷蹤法、西一套迷蹤功,是以在《七海驚雷》書中便曾借一連串同門相殘的小故事指出:在千百個號稱皆是白泰官親傳嫡系的後學之中,獨有一個門派不以白氏的名號為招徠,那就是“飄花門”。
根據作者飄花令主夾議夾敘的解說,讀者才明了:“飄花門”之所以不肯奉白氏為祖,乃是此門原有三百多年的傳承歷史,其淵源早在白泰官之前——反而是白泰官在浪跡江湖的歲月曾經一度拜投在飄花門下學藝,也不知藝成與否,日後便消失在其餘更覆雜奇詭的情節之間了。
純粹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說:像《七海驚雷》裏白泰官這個角色根本是個多餘的、冗贅的,有之無益於主題推進,無之亦不害於情節發展,作者插筆及此,除了說明白泰官原來只是剽竊飄花門本門正宗的迷蹤步行道天涯之外,仿佛全然沒有其他作用。
要不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一個下著迷蒙細雨的黃昏到夜晚——家父訓斥了我一頓,我是根本不會註意到《七海驚雷》裏白泰官的那段枝節究竟有什麽旁的意思,乃至同我的現實生活又居然會有什麽關聯的。
那一天,家父逼問我和紅蓮交往的情形,語氣出奇的嚴厲:“那麽歐陽昆侖的女兒又是怎麽一回事?”
我沒有立刻回答,腦子裏盡想著該如何不撒謊而應付得過去。正躊躇著,老人似乎已經看出了我三翻五轉的思緒,從椅墊裏撐身站起,又蝦腰拾掇著家母扔在地上的笤帚和簸箕,一帚一帚地掃拂著先前摔碎的一地碎玻璃碴和茶葉。我望著他掃過磨石子地面上殘留的水漬刷痕,登時聯想起小時候站在矮凳上看他伏案描繪古戰場山川形勢的一些圖案——那圖案的確跟笤帚的掃痕十分相近,他在畫那些古戰場的時候年紀不過四十出頭,近視眼已經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筆細繪,一絲不茍。於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會開始同我說話:“你看這一幅是什麽?”
我會指一指那些縱橫交錯、不下數十百萬繁瑣線條說:“頭發。”
“還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掃水。”我說,其實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可是這樣的回答會逗得他繼續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問:“還像什麽?”
“爛鍋面。”
“還像什麽?”
“毛線。”
這個游戲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像不出一個詞,或者一個句子。我從來不讓他稱心如意地得到那準確的答案。他也從來不告訴我那答案是“等高線”、“等溫線”、“測地線”、“接擊線”、“戰線”、“運補線”……也許要到了高中或大學以後的某一日、某一時,我無意間再向家父零亂堆疊著各種書籍、地圖、測量儀器和賽璐璐投影片的書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驚覺他其實另外過著一種和我所熟知與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那是一個塞滿了數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詞的世界。簡單地說,他的工作就是將已經發生且結束了的許多次戰役重新描述一遍。由於戰爭必有勝負,是以他可以運用各種文獻、遺跡和考古發掘的材料來解釋打勝的一方為什麽會打勝,而打敗的一方又為什麽會打敗。換言之,他先知道了結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個結果的原因。對正值叛逆期的我來說,這份工作可說再荒謬不過,因為一切所謂的證據都是在已經預設好結論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門上班、下班後挑燈伏案,多少年下來,居然就是替已經知道了勝負成敗的事塗抹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樣懷抱著義憤的情緒下,我轉眼便忘記幼年時代踩著矮凳和他胡說嬉鬧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掃過來、掃過去,卻總也掃不凈地上那些細小的碎玻璃碴的時刻,我猛然間被帚棕拂刷出來、在轉眼之間便幹逝的平行線條觸動了一下,想起非常遙遠非常遙遠的兒時,當這個老人正值壯年的歲月,曾經多麽謹慎地維護著我對語言符號的想像力——那應該算是我的修辭學啟蒙罷?
我搶過去,接下他手裏的笤帚和簸箕,繼續掃著,老人退開兩步,我朝他腳下掃了一記,他又退開兩步,我再把笤帚伸遠了些,假作不小心掃著了他的腳趾頭,他笑起來:“咦——欸!別鬧。”
我也笑了,又掃他一下,趁勢問道:“你怎麽會問起我和紅蓮的事?”
一聽這話,家父才舒展開來的五官,猛地又虬結起來,道:“有人給我寄了一疊照片——還有一張便條,說這女人叫歐陽紅蓮。”
“幹嗎寄她的照片給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們’的照片。”家父說著時順手撐高眼鏡框,順手往鼻心眉頭狠狠揪揉起來。
“我們?我們沒有拍過——”半句話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竄開一陣森寒,脖根處卻同時滲開一片燥熱——打從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當兵開始,紅蓮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來去都仿佛鬼魅一般,沒有誰知道她是怎麽找到我的,也沒有誰能告訴我,在我們熱烈地互相饗以彼此的肉體之後她又去了哪裏?其間的過程再簡單不過,無論我在訓練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國防管理學院”或者是正式服役當文史教官的陸軍通信電子學校,經常在逢著放假的日子,一出營門或者走到車站,紅蓮就出現了,她的第一句話總是:“找個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仿佛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齒交戰,渾身上下每一個孔竅都舒張開來,滿盈盈一腔歡悅迎接著她的身體。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無論是烏日、積穗、平鎮——只要在營區附近觸眼可見、距離最近的情人旅館——都留下我們裸裎廝殺的蹤跡。從某些細節方面言之,我越來越熟練、越來越能從紅蓮所做的些微不經心的動作或反應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說,我們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發現她對脊椎骨沿線的膚觸有著極其強烈的感應,一經指尖輕輕撩劃,便止不住地打著哆嗦,微啟的眼簾底下露出兩彎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給抖到額頭上方去了。我試出這個門道,自然加意撩劃。幾回之後,紅蓮忽然睜開眼皮,輕輕笑了,低聲說了句:“多了。”
“什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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